在潍坊西南40公里外的老家庵泉村，金红的三爷爷脸上笑成了花，他指着金红屋墙上一排排的奖状说：“娇娇（吴金红的小名）是我们全族人的骄傲。”

　　连金红三四年没进过厨房的舅舅，也重新找了家小饭店，颠起厨房的大勺，“想挣钱给娇娇买个笔记本电脑”。因为年迈手慢，他老是挨店老板的骂。

　　可是，就在舅舅将要发工资、可以给外甥女买电脑的前一天，厄运降临在这家人头上。为了尽早回来不耽误晚上的活儿，一家人拿了录取通知书、吃了口饭便立即往潍坊赶。由于头一天通宵工作，吴光亮在开车时禁不住打起瞌睡，机动三轮车重重撞在一个路中央油桶大小的石墩上。

　　全车的人都被甩了出去。在三轮车上已睡着的吴金红，被抛出三四米远，头部和颈部正好砸到路牙石上面。鲜血浸红了孩子黑白相间的裙子。母亲再怎么叫她的名字，闭上眼睛的吴金红再也没有醒来。

　　经医院鉴定，吴金红确定为脑死亡。

　　“没空去死，我只能坚强地活。”吴金红曾在日记里写道。可是，这个躺在重症监护室里的姑娘，医生判断“99.99%是不可能再醒过来了”。

　　在母亲眼里，这是一个多月来女儿最安静的样子。之前盼望录取通知书的日子里，金红“怎么也安生不下来”。白天在一个食品厂打工，站13个小时，贴2000多个标签，晚上回去立马给有些聋哑的大伯打电话问通知书到没到：“大爷，你知道我什么心情吗？”

　　母亲守在重症监护室外面，身上的伤只做了简单包扎，呜呜地哭着。父亲吴光亮不敢面对自己的女儿，躲在角落，陷入深深的自责。

　　他们说对女儿有太多的愧疚，“19年了，别的女孩能有的，很多我们都给予不了”。高考后花60块钱给女儿买的裙子——在二姑眼中就像“一条足够长的大T恤”——成了这个爱美的女孩一生中唯一的一条裙子。而之前她本来看上一条199块钱的，但是嫌贵很快拉着妈妈走开了。在女儿看来，这条裙子已是足够“奢侈的礼物”，她准备留着上大学时再穿。

　　这个女孩却和母亲一样感到“愧疚”。她觉得自己活这么大，对家人的回报“近乎为零”。

　　高考后的一天，她半开玩笑地告诉母亲：“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就把我的遗体捐献出去。”母亲急忙打断女儿：“你身体棒棒的，瞎说什么！”早在学校的时候，她就和好友也提过这个想法。

　　女儿说过的话，再次浮现在母亲的脑海里。她和丈夫商量着，想让孩子做最后一次主。但是，这个想法遭到亲属和族人们的反对。“整个家族上下五代三百多人，大多是反对捐献的”，并表示愿意捐钱给孩子治病。看着金红从小长大的二姑最舍不得，说得口气也最重：“那岂不是让孩子‘死无全尸’！”

　　“这个闺女知道有这一天，（把器官捐给别人）我就觉得孩子还活着。”头发乱蓬蓬的田敬芬抽泣着说。亲属们终于停止了劝说。

　　8月11日，面对一份摆在面前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自愿书》时，田敬芬的手一直在颤抖，“手抖僵了，绷紧了，抽筋了”，周围的亲属一片抽泣声，金红的主治医生压抑地跑出去透了口气。

　　当天下午2时19分，吴金红被推进手术室，她的心脏、肝脏，还有两个肾脏被摘取，并成功移植给别人，4个人的生命得以延续。她也成为昌乐县第一例、潍坊市第五例器官捐献者。

　　“命运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搞不清”，田敬芬读书不多，当有人告诉她，主要器官移植后，受捐者做事的习惯会跟捐献者一样，她信了。但她又觉得，“我们的女儿不应该是这样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