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被训得抬不起头

留学生：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留学经历吗？

高福：严格来说，我不是留学，而是游学，因为先后在英国、加拿大和美国多个国家学习。

是中英友好奖学金给了我出国的机会。从北京农业大学硕士毕业后，我一边留校当老师，一边申请出国留学，当时申请中英友好奖学金的竞争十分激烈，先从各个单位进行选拔，再通过国内的笔试，最后还有英国方面的英语考试。而且申请这个奖学金的限制条件比较多，其中有一项是年龄不能超过30岁，我是1961年11月出生的，28岁申请，29岁的时候被选上，到1991年才出国，那年正好30岁，算是踩着点过去的。

1991年，我被公派到英国牛津大学读了三年的博士,毕业后到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待了三个月，拿到工作签证后又在牛津大学分子医学研究院做了三年的博士后研究，之后就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继续做了三年的博士后研究，后来又回到牛津大学当老师，所以我的游学生涯主要由这“四个三”阶段组成，在国外一共待了13年。

我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后的时候已经快40岁了，两个导师要求十分严格，一把年纪的我经常被训得抬不起头，但根本原因终究是自己做得不够好，只能提醒自己不断进步。

留学生：从中国到英国、从老师变回学生，对环境和身份的同时转变是否习惯？

高福：我对环境的改变没什么感觉，即使今天在中国、明天在英国、后天在日本都没丝毫关系，不管是生活习惯还是文化差异我都能很快适应。

只是突然变成一个纯粹的学生有点不习惯。在国内，我毕竟工作了五年，每个月的工资大概是96元，加上自己做点小研究，手头还算宽松，到牛津大学后，每个月只能从咱们国家领到320镑的生活津贴，房租就花去了一半以上，虽然也够生活，但比较拮据。

说到这，我非常感谢我当时的研究所所长，他在发现了一名苏联留学生因生活费不够，去偷偷打工赚外快的事情后，不但没有惩罚，反而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得知一个普通的英国学生每月维持正常生活的费用为370镑，他为了学生一心做研究学习，拿出所里的经费，将每一个外国留学生的生活津贴提高至370镑，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英国是个成熟、规矩的社会。

留学生：中、英、美三个国家的学习、生活环境有什么不同？

高福：学习环境以高等教育为例，中国的大学是严进宽出，学生无法正常毕业的情况十分少，高校之间比的是就业率；英国、美国的高校则比淘汰率，以牛津大学为例，每年的淘汰率是20%，5人中间必淘汰1个，学生不得不用功。

至于生活环境，我在这三个国家生活多年，常常用这个例子来说明自己的体会：在同样的一场谈判中，我举手示意说，我是George（高福的英文名）。如果这场谈判发生在英国，英国人会说：“George，让我们开始吧。”如果在美国，美国人则不管你说什么，一切都得“出示证件”。而如果在中国，中国人不仅要求出示证件，还得验验真假再说。（笑）

可以说，三个国家的差异很明显，相对而言，英国人活得最单纯、最自在。在英国，社会问题并不完全靠法律解决，很多时候是通过社会公德去维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共同发展并相互促进的做法是正确的。

留学生：在国外，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高福：昨天（2月21日）我接到《科学》的邀请写一个有关活禽市场和H7N9禽流感病毒的社论，写好后，我请一位英国朋友帮我改改英语，说好晚上11点回复给我，只晚了几分钟，他便不住地道歉。打开文件一看，才发现他改得非常仔细，后来我也照着他的方法改下去，几个标点和符号便弄到凌晨2点。或许那些小问题，我可以甩手丢给《科学》的编辑去改，但是崇尚完美主义的我不会允许自己这么做。我希望从我这里拿出去的东西总是perfect（完美）的，即使存在瑕疵，也是因为我不知情，而不是我懒得改造成的。

英国人民无论做什么都非常认真，我之前做事就比较细致，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变得更加严谨起来，这是我在英国生活十几年的最大收获。这也正是我们缺乏的，很多时候，包括我带过的学生，能应付就应付，总之先混过去再说，这表明了一种生活态度，我不相信持这种态度的人会获得成功。

留学生：在国外待了十多年后为什么决定回国？

高福：我是在2004年竞聘微生物研究所所长的职务成功而回国的，就我自己的研究方向来看，在中国的舞台比在国外大，并且国家能支持我的科研，获得比国外更好的发展条件，若还在国外，不可能拿到目前这么多的课题，也不可能赶上H7N9禽流感病毒的研究。（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