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黑龙江、安徽、山东等已出台具体政策的省市，大多通过设定“准入门槛”的方式划定标准。这一做法是否合理？“门槛”设定需要考虑哪些因素？

　　谈松华：笼统限制这一部分人群在居住地受教育、参加考试是不应该的，但在教育资源配置、城市承载力等因素制约下，因地制宜设定条件是现阶段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在设定“门槛”时，既要最大限度地考虑随迁子女及其家长的诉求，也要充分论证教育资源供给能力和城市承载力，要与当地经济发展、教育资源、文化基础、就业流向等多方面密切配合、关照。

　　北上广为何难以落实？

　　如今，“北上广兵马未动，就地高考改革有名无实。”成为新的感叹。对此，谈松华认为，北上广作为人口流入重要地区，情况复杂，既要防止“门槛”过高无益于解决问题，也要避免“门槛”偏低导致城市承载力决口、教育资源供给乏力、本地居民利益受损等问题。

　　记者：北上广等地具体方案难以落地，主要受哪些因素制约？

　　谈松华：具体政策出台必须考虑教育资源供给和城市承载力等因素，需要完善的配套支撑。现在是一个艰难的论证、制定过程，需要兼顾协调各方面利益，单从任何一个方面看都是不利于解决问题的。这是北上广态度谨慎的原因。

　　从教育供给的角度看，我们做过一个调研，数据显示目前北京、上海小学阶段的非户籍学生分别占到46%和47%，初中阶段分别是27%和30%。前年海淀区曾推行义务教育阶段非户籍学生享受和户籍学生“同城待遇”的改革措施，结果当年和2011年非户籍学生就分别增加2000人和6000人。门槛设置的高低，需要对增加多少教育资源进行严格测算。更重要的制约来自人口规模增加带来的城市承载力大小的论证。以水为例，有数据显示，在深度开采地下水的条件下，目前北京人均占有水量不到世界的1/10。除此之外，还有可能引发医疗、交通、住房等一系列问题。

　　记者：目前，公众最大的担心有两个：一是利益分配会不会伤及自身；二是制度设计会不会为高考移民流向分数“洼地”留下空隙。担负解决教育不公平使命出台的“就地高考”政策，如何规避新的教育不公产生？

　　谈松华：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从制度设计规避。“就地高考”的首要条件是：随迁，即父母一方或者双方在居住地有稳定工作；在居住地接受过义务教育后寻求更高的受教育机会，即拥有居住地学籍。当然，各地对学籍年限的规定有所不同。这就从制度源头将其和为了单纯寻找高考“分数洼地”而在高考前转入的“高考移民”区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