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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兩天，對大學生村官任建宇來說，可謂一波三折。先是11月19日，重慶市勞教委以“處理不當”為由，撤銷了對其的勞動教養決定，恢復了他的人身自由﹔后是11月20日，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以“超過法定起訴期限”為由，駁回了其申訴，討要說法未果。
在重慶勞教委“自我糾錯”獲得輿論的肯定后，人們更關注的是：法院怎麼看？法律怎麼辦？
自任建宇被勞教以來，這一案件引發普遍關注：一個青年只是在網上轉發了文字、圖片，原創者未被追究，為何轉發者卻被勞教？一件印有“不自由，毋寧死”的文化衫，如何成為違法物証？這些聽起來有些荒誕的情節，讓大家在關注一審法院裁定之外，更覺有必要探討勞教案件本身。
有明白才有清白，有公正才有公信。如今任建宇恢復自由了，但其當初為何失去自由，依然缺乏明確說法。如果說任建宇發表“負面言論”涉嫌犯罪，那麼當檢察院不認為是犯罪時，有關部門卻通過勞教制度限制其人身自由長達一年，是否合理？在國家多次重申公民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的背景下，公民的基本權利如何避免“扣帽子”式的威脅？即便是公民表達權利被違法濫用，行政部門是否有權單獨甄別判定？
這些疑問的產生，源於我國現行勞教制度的模糊。自1957年國務院出台《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以來，勞教制度已在我國施行50余年。隨著我國民主法治的發展，該制度已經顯現出許多不足。特別在《立法法》等法律頒布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權力隻能由法律設定，勞教已陷入不合法的窘境。加之勞教的審批權屬於公安機關，在機制上缺乏應有監督，在實踐操作中彈性十足，往往成為一些地方開設的“法律小灶”，甚至成為一些人打擊報復的工具。正因如此，不久前，中央有關部門負責人表示，改革勞動教養制度已成社會共識，目前正研究具體的改革方案。
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根據經典理論，法治包含兩個要素，一是有良好的法律，二是法律得到普遍遵循。其中“良好的法律”是根本前提。就此而言,隻有確保制度供給跟得上時代腳步，確保法律規章不斷與時俱進，才能奠定法治國家的前提和基礎，才能將一切權力運行納入法治軌道。
